承前启后的标志-西周早期金文上乘之作《大盂鼎》
中国字画文化 2022-01-07803未知admin
为更好地开展“书画进万家”公益活动，促进与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氛围、普及文化知识、提升中国百姓对书画艺术的浓厚兴趣及鉴赏能力，让广大艺术家快速找到“知音”从而激发百姓对书画艺术品的收藏欲望、活跃书画艺术品流通市场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格桑花慈善基金及墨笔文化网决定自2017年11月10日起在线直播格桑花开“书画进万家”公益大讲堂视频栏目，主要内容包括“书法赏析”“国画赏析”“金石传拓”等三个核心板块。诚挚的邀请各位书画艺术家老师做客直播间，参与公益授课，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，弘扬中国梦！
第一期《书法鉴赏》崔靖老师为我们讲述一味中药“龙骨”引出的惊天秘密——甲骨文！那么第二期我们接着来讲述：
第二讲：承前启后的标志-西周早期金文上乘之作《大盂鼎》
崔靖
《墨笔讲堂》公益讲师—向经典要智慧北京墨笔文化特聘艺术顾问
崔靖，1954年10月出生。汉族。祖籍山西。笔名:龙眠山客。号半聋。北京墨笔文化特聘艺术顾问，中国国典书画院会员。文化部国礼文化发展委员会国礼书画院理事。中艺藏教育培训中心客座教授。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。中国书画院院士。中国道教协会道家书画院艺术委员。中国五老书画院高级院士。北京市丰台区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北京书法学校特聘书法教师。
上期问答
传说中的汉字是怎么出现的
在一丛茂密的绿荫之下，两位聪明的学者席地而坐，相互打着手势，似在热情地探讨着什么。左首是苍颉，右边是沮诵。相传他俩就是中国古代文字画的创造者。
苍颉，是黄帝的史官，也称作史皇。据说他长有四只眼睛，也有说他是四个瞳仁。能够洞察世间的纤毫，预知历史发展的脉络。童年时代就聪敏超群，喜欢在地上写写划划，但总感到遗憾，人间尚无文字啊！青年时代，他爱动脑筋，思考各种问题，他总想有对人们使用的语言应如何记录下来非常热心，他总想有一天要造出文字来。他还善于穷究天地星辰的变化，考察山川水流多姿多变的形态构造，鸟兽植物的生长习性，这些为他后来创造文字奠定了基础。沮诵也是黄帝的近臣，思想敏捷富有创造精神。
长期以来与苍颉朝夕切磋，研究治国方略，情投意合，结下了深厚友谊。这时黄帝刚刚打败蚩尤，开始建设昔日的破碎山河，他让妻子嫘祖种桑养蚕，纺织各种漂亮的衣裳；让伶伦截竹作笛，使民间能听到音乐；还让巫彭研究医术，为百姓治病除疫。黄帝又召开了多国的首领会议，共同商讨事情，很类似一种结盟会，后人就说这是“万国盛会”。他想以文治武功统治神州，并号召子孙们为富饶的黄土大地奉献一点力量。可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和日益扩大的交流中，都靠的是结绳记事，结果造成极大的困难。面对神州大地的开发需求，苍颉和沮诵决心制造急需的文字。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，仔细研究了前人以绳记事的原理，思考了创造文字的所有条件。他们发现，如马、车、鱼。鸟的形状，比较简单直观，就可按形造字；而世界上许多物质的不同造形，也都可以用一种形象的图案来表示。当他们看见鸟留下的足迹后，又得到启发，便照鸟足模拟了一个“爪”字。接着，他们又收集前人的一些记事符号，分门别类，修改剪裁，造出了记事类的最初文字胚胎；
他们把动物和一些物体的形状进行抽象概括，描绘成了象形文字；把河流江海的流势和波涛的起伏，汇融成水流的文字；把天地之间，日月之变、四季交替的这些自然现象，也都变成了各种天文的形象；又把禽鸟虎豹虫蛇的各种形态，造成有静有动、奔腾豪放的形态文字；把表达人们思想活动的一些内容，用抽象的文字来表示，这样他们就使我国产生了古老的图画文字，使人们能够用图画记载历史、法律，下达诏书，颁布政令，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。
据说苍颉的伟大创举引起了天地鬼神的巨大震惊。天上突然下起粟米雨来，鬼也吓得夜间啼哭。因此这苍颉的发明就成了“惊天地、泣鬼神”的壮举；同时，也标志着人们走向了有文化的古典文明的时代。这个传说昭示着我们的先祖先民的聪明才智达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。
甲骨文为什么会走向衰亡，而由金文所替代？
其原因大致有二：一是生产工具的革命，青铜器出现，改变了石耕农种的生产状况。二是殷商在占卜上是甲骨，而到商末周初则改为筮法占卜。人人皆知的周文王演八卦就充分表明这一点。导致甲骨文功能的转换到青铜器上。这是两条根本的原因所在。
《大盂鼎》
承前启后的金文上乘之作
有一幅流传甚广的楹联：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;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。这是清朝名吏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，香港富豪李嘉诚办公室里都挂着这副字.说左宗棠干嘛，《大盂鼎》和左宗棠扯的上吗？还真扯得上。左宗棠（1812年—1885年），湘军名将、洋务派首领。好经史，有霸才。林则徐一见即叹为“绝世奇才”。曾国藩称“论兵战，吾不如左宗棠。”潘祖荫称“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。”梁启超甚至称“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。”
大盂鼎1849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，1850年任汉中府教授的宋家掌门人宋兑成回家省亲，听说岐山县京当乡地主董天有要抛出大盂鼎。京当乡是周文化发祥地，文物古迹众多，素有“青铜器之乡”的美誉。宋兑成与董天有经过再三磨价，用一马车银元买来了大盂鼎。几天后又有人要出售小盂鼎。
上有铭文400字。由于前者体小字大，后者体大字小，便将前面挖出的大宝称为“大盂鼎”将后者称为“小盂鼎”。当宋兑成买走了大盂鼎后，这户人家悄悄找到宋家门上，问要不要小盂鼎。宋兑成当下拍板用一大堆银元买来了小盂鼎。就在宋家得到这两件大宝之际，宋兑成的儿子宋金玺于道光三十年高中进士中翰林，可皇帝觉得宋金玺这名字有点俗，便赐他为宋金鉴。
当时的岐山县令叫周庚盛，喜爱宝物。周县令听说宋家一连得了两件大宝，便垂涎三尺。周县令他径直走进了宋兑成家中。他对管家说，他想借大盂鼎看几天。拓几张拓片后便归还。管家情面软，怕得罪了县令，再说县令只是借几天，这个面子不给，就有些说不过去。他让长工套上马车尾随县令将鼎送到县衙。
几天后管家左等右等，不见县令影子。他有些急了便去县衙找到了周县令。谁知周县令竟说大盂鼎被巡抚借走了看看。管家这才知闯下了大祸。其实周县令早就把大盂鼎卖给了省城古董商，给自己换回了几千两白银。谁料这件宝物又被宋金鉴给遇上了。原来宋金鉴在翰林供职之余，好到琉璃厂转悠。琉璃厂的宝物有不少是从西岐贩来的。一天他在德宝斋驻足时，突然发现蹲在地上的宝鼎状似大盂鼎。赶紧打量起腹中的铭文，一字不少。
仔细瞧来跟自家的大鼎如出一炉。再一问店主是刚刚从西安运来的。他以为家中发生了变故，更以为是管家背着主人偷卖了。亏得发现得早，店主正在待价而沽。磨了半天价开价3000两银子。当即买回了大盂鼎，翌日又装上马车运回岐山。宋金鉴走上仕途后，当过贵阳府知府后官至刑部郎中。同治二年宋金鉴去世，宋家衰落。宋家出了个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宋允寿，还出了个官迷宋世男。竟偷着将小盂鼎送给陕西巡抚，终于成了东阿知县。而小盂鼎至今觅不见踪影，只留下铭文拓片供人考证。宋允寿将大盂鼎卖给正是他父亲的好友、故漕运总督袁甲三之子袁保恒。袁保恒与宋金鉴是同科进士，都是翰林编修，他还为宋金鉴撰写了墓志铭，按理说和宋家关系不错。此时袁保恒正在陕甘总督左宗棠帐下管理西征粮务，宋允寿穷困时找到他也是很自然的。
大盂鼎被袁保恒以七百两白银获得，又转到左宗棠手里。一说是袁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，得宝鼎后不敢专美，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。而此后袁保恒也一路飞黄腾达。左宗棠军克复肃州时，朝廷大奖左军将士，袁保恒荣膺一品顶戴。后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、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。左宗棠得到大盂鼎之后，知是古物。如不是因为左宗棠的恩人潘祖荫被革职，大盂鼎或许会一直由左宗棠收藏。
原来潘祖荫曾有一段解救左宗棠的往事。早在咸丰十年，左宗棠被湖广总督官文弹劾，当时官文已奉密谕：“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，即行就地正法。”御前大臣肃顺知之，语其幕客高心夔，又转语王闿运，王又转语郭嵩焘，郭乃撰具保折，并怀三百金往觅大理寺少卿潘祖荫。潘上疏密保左宗棠，湖北巡抚胡林翼保左宗棠之折亦至，上恍然，于是谕官再行确查。为左洗雪，即奉命以三品京卿用。此案才平息。到同治十二年底，潘祖荫时运不佳，他随御驾谒东陵，坐失部印，被褫职留任。不久任顺天乡试副考官，又因故被降二级调用。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为安慰落难之中的潘祖荫，报答潘氏搭救之恩，他向潘写信表达送鼎之意，可潘却谢绝。原来潘之前就得到了大盂鼎拓片，疑为赝品，犹豫不决。而左宗棠却认为盂鼎定非赝品。
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说：“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，伯寅侍郎疑为不类……但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潘祖荫改变了主意，写信给左宗棠，“亟欲得盂鼎”。左宗棠得信后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运往北京。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，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，并认定这件是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。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“盂”，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，这个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。为纪念这一宝物，潘祖荫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“伯寅宝藏第一”的巨印。
潘祖荫的鉴赏能力在当时是出了名的，据《清碑类钞》记载，宫中众太监得古玩，必请潘文勤公祖荫鉴别。孝钦太后亦尝曰：“潘祖荫所鉴定者，固无甚大谬也。”然而在这件宝物的真伪鉴定上，左宗棠要比潘祖荫判断的准确，这不能不说是左宗棠慧眼识宝物了。
大盂鼎造型雄伟庄重，纹饰简约朴实。鼎高101.9厘米，口径77.8厘米。双耳、腹鼓、圆底、三足。口沿下有饕餮纹饰，足上铸有兽面并有扉棱及弦纹。鼎腹内壁镌刻有铭文十九行，共291字。
大盂鼎铭文内容大致为：周康王对贵族臣子盂追述祖先文王、武王灭殷商是有天命的原因，以及西周开国之经验。理政和祭祀要恭敬认真，不要酗酒误事，殷商之所以会亡国，在于执政者沉湎于酒色。他自己以文王为榜样并要求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。周康王授命盂掌管军事和治理国政，并叮嘱盂不要酗酒，要恭敬理政，不要废弃王命。铭文还记录了周康王赏赐盂香酒、礼服、车马、仪仗和庶人及奴隶共1709名。
大盂鼎铭文告诫官员不得酗酒，当为我国文字历史上最早的戒酒令。对研究我国西周王朝的政治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大盂鼎铭文的金文拓片，也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名篇。
1890年潘祖荫病故，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他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。潘祖年将长兄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，把大盂鼎和大克鼎供放于潘家大堂之上，成为潘家的传家之宝。同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宝一样，大盂鼎也被人觊觎。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，曾一度挖空心思，想据大盂鼎为己有。端方几次三番找到潘祖年，或曰重金购买，或曰借几日观赏，乃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次，均为潘祖年所拒。潘祖年拒绝端方看宝不是没有缘由的。直至辛亥革命爆发，端方被部下刺杀，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。进入民国后，潘家又面临着更多权贵的威逼利诱。
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闻风专程赴苏，找到潘家，欲以数百两黄金外加一幢西洋楼换此宝鼎，被潘氏后人潘达于拒绝。三十年代中叶，国民政府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。有大员忽发奇想，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，邀潘家以大鼎参展。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。幸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，婉言拒绝了参展。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，14日苏州遭到日军飞机轰炸。潘家后人潘达于等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。经反复遴选，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正中。参与者有潘达于的姐夫潘博山及潘博山的弟弟，还有两个家中的木匠长工。主意已定，潘家人在两个夜晚，仗着月光悄悄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。平整泥土，上面再按原样铺好方砖，将室内恢复成原样。知道埋藏宝鼎秘密的，只有经手埋鼎的五个人。为了保密，潘达于还对两位木匠师傅承诺——潘家会奉养他们一世。而这两位木匠，真的对埋鼎一事守口如瓶，始终未向外界吐露半字。此后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。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。日军经过反复的搜查甚至挖地三尺均无所见只得作罢。
由于潘氏后人的机智勇敢，知情人的严守秘密，日寇夺宝不着，国宝才逃过一劫。解放战争期间潘氏后人也未敢轻举妄动，大盂鼎、大克鼎仍深藏于姑苏老宅之地下，又逃过了国民党要员的威逼利诱，国宝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。1951年7月6日，潘祖年的孙媳妇潘达于女士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，将家藏大盂鼎、大克鼎捐献给国家。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，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。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（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）开馆，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。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。
金文如何欣赏
金文是在商周青铜器上刻铸的文字，又称钟鼎文、铭文。早在商朝晚期，青铜器上已有铭文，字数较少，用来表明该青铜器的用途、主人、制作人。当时金文的字形因去甲骨文不远，故字形近似。金文盛行于两周。金文字体整齐遒丽，古朴厚重，从总的情况看，它比商代甲骨文进一步稳定、规范、简化和符号化了；若与以后的小篆比，则结构仍未定型，部分字的笔画增减、结构的安排仍有某种随意性。特别是周初金文因承袭商代文字，还保留了一些甲骨文原始性、图画性更强的形态。但金文字体结构疏密相间，比甲骨文方正整齐，笔画分布均匀对称，笔道比甲骨文粗，字的体势较甲骨文雍容厚重。
《大盂鼎》铭可谓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。铭文属西周早期金文，书法何以为世人所瞩目。以往一般认为其庄重雄伟、雍容大度、气象宏伟。或说用笔涩重，势沉力雄，浑穆中有凛凛生气。但细细品味仔细审视。透过这质朴生拙、苍茫浑厚的笔画，可联想到当年书作制鼎者的严谨和精细:无论是点画的排列分布、线条的粗细变化，还是字的上下承接、横排竖列，都是那样法度森严、中规入矩，自然天成而又意态纵横。《大盂鼎》在用笔方面的特点，更多的则是承袭和沿用了殷代甲骨文的笔法之迹。笔画的长、短、大、小略无一定，顺其自然，从而显得精神爽朗、古趣横生。若我们对整幅作品细细玩味，则有可能同时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感受:既有疏疏落落、极为错综的自由，又有密密层层、严整肃穆的威严。这在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铭文中是极其少见的。笔画干净利落，直线则刚挺劲健，顺其自然，犹若天成，曲线则刚柔相济，悠长而流贯，在点画之间平添了一种运动的美感。时而出现的“肥笔”装饰，具有强烈的效果，这正是早期金文的重要特征之一。
在字的结体上，均衡自然布局和排列，不张扬，不求填密，而自然疏阔。字型以的笔画的多寡而自然变化:笔画多者其结体大而不拥挤;笔画少者任其体小而不使其松散，取得了恬淡平和、静仪肃穆、神态安然的艺术效果。
在章法布局方面，字的大小变化纵横交错，相互揖让俯仰，行气和谐，节律从容;再加上不时伴有装饰的“肥笔”在字里行间加以点缀，显得井然有序而又神气活现，从而产生出一种极其理性的、有条不紊又参差错落、活泼可爱的艺术效果。通观全篇，使人产生一种高古质朴、苍茫悠远的自然美感，同时又体现出了人们所向往的那种极具艺术感染力的韵味，即那种远古神态和风韵。
现代金文书家黄宾虹临作简介
嘉德2014年春拍征集到的有件黄宾虹先生临大《盂鼎铭》长卷，为我们了解《大盂鼎》铭文和黄宾虹的篆书成就以及学术修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。此卷是黄宾虹为陈柱所书。从这卷黄宾虹临大盂鼎铭文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其线条看似轻松，实则紧致严整，大盂鼎铭的肥笔和起收笔之多变，在临本中均有很好的表现。其用笔毫不做作，涩而能留，流而不滑，如此长卷，在用笔上前后一致，无一懈怠，真是难能，此所谓“百炼钢成绕指柔”，与其山水、花鸟画的用笔如出一辙。这种线条，若非日久功深，难以如此老道。而且他在结字上，也非常注意将用笔的使转和笔画的搭接相结合，其笔画在实处，而其意在虚处，其所营造出来的空间构成，是很多人所不能想和不敢想象的。黄宾虹之所以选择临习大盂鼎铭，一方面有他深厚的金石学背景，另一方面，也与他对美学的深入理解有关。
第一期《书法鉴赏》崔靖老师为我们讲述一味中药“龙骨”引出的惊天秘密——甲骨文！那么第二期我们接着来讲述：
第二讲：承前启后的标志-西周早期金文上乘之作《大盂鼎》
崔靖
《墨笔讲堂》公益讲师—向经典要智慧北京墨笔文化特聘艺术顾问
崔靖，1954年10月出生。汉族。祖籍山西。笔名:龙眠山客。号半聋。北京墨笔文化特聘艺术顾问，中国国典书画院会员。文化部国礼文化发展委员会国礼书画院理事。中艺藏教育培训中心客座教授。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。中国书画院院士。中国道教协会道家书画院艺术委员。中国五老书画院高级院士。北京市丰台区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北京书法学校特聘书法教师。
上期问答
传说中的汉字是怎么出现的
在一丛茂密的绿荫之下，两位聪明的学者席地而坐，相互打着手势，似在热情地探讨着什么。左首是苍颉，右边是沮诵。相传他俩就是中国古代文字画的创造者。
苍颉，是黄帝的史官，也称作史皇。据说他长有四只眼睛，也有说他是四个瞳仁。能够洞察世间的纤毫，预知历史发展的脉络。童年时代就聪敏超群，喜欢在地上写写划划，但总感到遗憾，人间尚无文字啊！青年时代，他爱动脑筋，思考各种问题，他总想有对人们使用的语言应如何记录下来非常热心，他总想有一天要造出文字来。他还善于穷究天地星辰的变化，考察山川水流多姿多变的形态构造，鸟兽植物的生长习性，这些为他后来创造文字奠定了基础。沮诵也是黄帝的近臣，思想敏捷富有创造精神。
长期以来与苍颉朝夕切磋，研究治国方略，情投意合，结下了深厚友谊。这时黄帝刚刚打败蚩尤，开始建设昔日的破碎山河，他让妻子嫘祖种桑养蚕，纺织各种漂亮的衣裳；让伶伦截竹作笛，使民间能听到音乐；还让巫彭研究医术，为百姓治病除疫。黄帝又召开了多国的首领会议，共同商讨事情，很类似一种结盟会，后人就说这是“万国盛会”。他想以文治武功统治神州，并号召子孙们为富饶的黄土大地奉献一点力量。可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和日益扩大的交流中，都靠的是结绳记事，结果造成极大的困难。面对神州大地的开发需求，苍颉和沮诵决心制造急需的文字。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，仔细研究了前人以绳记事的原理，思考了创造文字的所有条件。他们发现，如马、车、鱼。鸟的形状，比较简单直观，就可按形造字；而世界上许多物质的不同造形，也都可以用一种形象的图案来表示。当他们看见鸟留下的足迹后，又得到启发，便照鸟足模拟了一个“爪”字。接着，他们又收集前人的一些记事符号，分门别类，修改剪裁，造出了记事类的最初文字胚胎；
他们把动物和一些物体的形状进行抽象概括，描绘成了象形文字；把河流江海的流势和波涛的起伏，汇融成水流的文字；把天地之间，日月之变、四季交替的这些自然现象，也都变成了各种天文的形象；又把禽鸟虎豹虫蛇的各种形态，造成有静有动、奔腾豪放的形态文字；把表达人们思想活动的一些内容，用抽象的文字来表示，这样他们就使我国产生了古老的图画文字，使人们能够用图画记载历史、法律，下达诏书，颁布政令，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。
据说苍颉的伟大创举引起了天地鬼神的巨大震惊。天上突然下起粟米雨来，鬼也吓得夜间啼哭。因此这苍颉的发明就成了“惊天地、泣鬼神”的壮举；同时，也标志着人们走向了有文化的古典文明的时代。这个传说昭示着我们的先祖先民的聪明才智达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。
甲骨文为什么会走向衰亡，而由金文所替代？
其原因大致有二：一是生产工具的革命，青铜器出现，改变了石耕农种的生产状况。二是殷商在占卜上是甲骨，而到商末周初则改为筮法占卜。人人皆知的周文王演八卦就充分表明这一点。导致甲骨文功能的转换到青铜器上。这是两条根本的原因所在。
《大盂鼎》
承前启后的金文上乘之作
有一幅流传甚广的楹联：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;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。这是清朝名吏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，香港富豪李嘉诚办公室里都挂着这副字.说左宗棠干嘛，《大盂鼎》和左宗棠扯的上吗？还真扯得上。左宗棠（1812年—1885年），湘军名将、洋务派首领。好经史，有霸才。林则徐一见即叹为“绝世奇才”。曾国藩称“论兵战，吾不如左宗棠。”潘祖荫称“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。”梁启超甚至称“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。”
大盂鼎1849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，1850年任汉中府教授的宋家掌门人宋兑成回家省亲，听说岐山县京当乡地主董天有要抛出大盂鼎。京当乡是周文化发祥地，文物古迹众多，素有“青铜器之乡”的美誉。宋兑成与董天有经过再三磨价，用一马车银元买来了大盂鼎。几天后又有人要出售小盂鼎。
上有铭文400字。由于前者体小字大，后者体大字小，便将前面挖出的大宝称为“大盂鼎”将后者称为“小盂鼎”。当宋兑成买走了大盂鼎后，这户人家悄悄找到宋家门上，问要不要小盂鼎。宋兑成当下拍板用一大堆银元买来了小盂鼎。就在宋家得到这两件大宝之际，宋兑成的儿子宋金玺于道光三十年高中进士中翰林，可皇帝觉得宋金玺这名字有点俗，便赐他为宋金鉴。
当时的岐山县令叫周庚盛，喜爱宝物。周县令听说宋家一连得了两件大宝，便垂涎三尺。周县令他径直走进了宋兑成家中。他对管家说，他想借大盂鼎看几天。拓几张拓片后便归还。管家情面软，怕得罪了县令，再说县令只是借几天，这个面子不给，就有些说不过去。他让长工套上马车尾随县令将鼎送到县衙。
几天后管家左等右等，不见县令影子。他有些急了便去县衙找到了周县令。谁知周县令竟说大盂鼎被巡抚借走了看看。管家这才知闯下了大祸。其实周县令早就把大盂鼎卖给了省城古董商，给自己换回了几千两白银。谁料这件宝物又被宋金鉴给遇上了。原来宋金鉴在翰林供职之余，好到琉璃厂转悠。琉璃厂的宝物有不少是从西岐贩来的。一天他在德宝斋驻足时，突然发现蹲在地上的宝鼎状似大盂鼎。赶紧打量起腹中的铭文，一字不少。
仔细瞧来跟自家的大鼎如出一炉。再一问店主是刚刚从西安运来的。他以为家中发生了变故，更以为是管家背着主人偷卖了。亏得发现得早，店主正在待价而沽。磨了半天价开价3000两银子。当即买回了大盂鼎，翌日又装上马车运回岐山。宋金鉴走上仕途后，当过贵阳府知府后官至刑部郎中。同治二年宋金鉴去世，宋家衰落。宋家出了个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宋允寿，还出了个官迷宋世男。竟偷着将小盂鼎送给陕西巡抚，终于成了东阿知县。而小盂鼎至今觅不见踪影，只留下铭文拓片供人考证。宋允寿将大盂鼎卖给正是他父亲的好友、故漕运总督袁甲三之子袁保恒。袁保恒与宋金鉴是同科进士，都是翰林编修，他还为宋金鉴撰写了墓志铭，按理说和宋家关系不错。此时袁保恒正在陕甘总督左宗棠帐下管理西征粮务，宋允寿穷困时找到他也是很自然的。
大盂鼎被袁保恒以七百两白银获得，又转到左宗棠手里。一说是袁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，得宝鼎后不敢专美，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。而此后袁保恒也一路飞黄腾达。左宗棠军克复肃州时，朝廷大奖左军将士，袁保恒荣膺一品顶戴。后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、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。左宗棠得到大盂鼎之后，知是古物。如不是因为左宗棠的恩人潘祖荫被革职，大盂鼎或许会一直由左宗棠收藏。
原来潘祖荫曾有一段解救左宗棠的往事。早在咸丰十年，左宗棠被湖广总督官文弹劾，当时官文已奉密谕：“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，即行就地正法。”御前大臣肃顺知之，语其幕客高心夔，又转语王闿运，王又转语郭嵩焘，郭乃撰具保折，并怀三百金往觅大理寺少卿潘祖荫。潘上疏密保左宗棠，湖北巡抚胡林翼保左宗棠之折亦至，上恍然，于是谕官再行确查。为左洗雪，即奉命以三品京卿用。此案才平息。到同治十二年底，潘祖荫时运不佳，他随御驾谒东陵，坐失部印，被褫职留任。不久任顺天乡试副考官，又因故被降二级调用。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为安慰落难之中的潘祖荫，报答潘氏搭救之恩，他向潘写信表达送鼎之意，可潘却谢绝。原来潘之前就得到了大盂鼎拓片，疑为赝品，犹豫不决。而左宗棠却认为盂鼎定非赝品。
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说：“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，伯寅侍郎疑为不类……但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潘祖荫改变了主意，写信给左宗棠，“亟欲得盂鼎”。左宗棠得信后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运往北京。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，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，并认定这件是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。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“盂”，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，这个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。为纪念这一宝物，潘祖荫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“伯寅宝藏第一”的巨印。
潘祖荫的鉴赏能力在当时是出了名的，据《清碑类钞》记载，宫中众太监得古玩，必请潘文勤公祖荫鉴别。孝钦太后亦尝曰：“潘祖荫所鉴定者，固无甚大谬也。”然而在这件宝物的真伪鉴定上，左宗棠要比潘祖荫判断的准确，这不能不说是左宗棠慧眼识宝物了。
大盂鼎造型雄伟庄重，纹饰简约朴实。鼎高101.9厘米，口径77.8厘米。双耳、腹鼓、圆底、三足。口沿下有饕餮纹饰，足上铸有兽面并有扉棱及弦纹。鼎腹内壁镌刻有铭文十九行，共291字。
大盂鼎铭文内容大致为：周康王对贵族臣子盂追述祖先文王、武王灭殷商是有天命的原因，以及西周开国之经验。理政和祭祀要恭敬认真，不要酗酒误事，殷商之所以会亡国，在于执政者沉湎于酒色。他自己以文王为榜样并要求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。周康王授命盂掌管军事和治理国政，并叮嘱盂不要酗酒，要恭敬理政，不要废弃王命。铭文还记录了周康王赏赐盂香酒、礼服、车马、仪仗和庶人及奴隶共1709名。
大盂鼎铭文告诫官员不得酗酒，当为我国文字历史上最早的戒酒令。对研究我国西周王朝的政治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大盂鼎铭文的金文拓片，也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名篇。
1890年潘祖荫病故，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他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。潘祖年将长兄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，把大盂鼎和大克鼎供放于潘家大堂之上，成为潘家的传家之宝。同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宝一样，大盂鼎也被人觊觎。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，曾一度挖空心思，想据大盂鼎为己有。端方几次三番找到潘祖年，或曰重金购买，或曰借几日观赏，乃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次，均为潘祖年所拒。潘祖年拒绝端方看宝不是没有缘由的。直至辛亥革命爆发，端方被部下刺杀，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。进入民国后，潘家又面临着更多权贵的威逼利诱。
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闻风专程赴苏，找到潘家，欲以数百两黄金外加一幢西洋楼换此宝鼎，被潘氏后人潘达于拒绝。三十年代中叶，国民政府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。有大员忽发奇想，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，邀潘家以大鼎参展。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。幸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，婉言拒绝了参展。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，14日苏州遭到日军飞机轰炸。潘家后人潘达于等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。经反复遴选，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正中。参与者有潘达于的姐夫潘博山及潘博山的弟弟，还有两个家中的木匠长工。主意已定，潘家人在两个夜晚，仗着月光悄悄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。平整泥土，上面再按原样铺好方砖，将室内恢复成原样。知道埋藏宝鼎秘密的，只有经手埋鼎的五个人。为了保密，潘达于还对两位木匠师傅承诺——潘家会奉养他们一世。而这两位木匠，真的对埋鼎一事守口如瓶，始终未向外界吐露半字。此后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。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。日军经过反复的搜查甚至挖地三尺均无所见只得作罢。
由于潘氏后人的机智勇敢，知情人的严守秘密，日寇夺宝不着，国宝才逃过一劫。解放战争期间潘氏后人也未敢轻举妄动，大盂鼎、大克鼎仍深藏于姑苏老宅之地下，又逃过了国民党要员的威逼利诱，国宝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。1951年7月6日，潘祖年的孙媳妇潘达于女士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，将家藏大盂鼎、大克鼎捐献给国家。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，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。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（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）开馆，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。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。
金文如何欣赏
金文是在商周青铜器上刻铸的文字，又称钟鼎文、铭文。早在商朝晚期，青铜器上已有铭文，字数较少，用来表明该青铜器的用途、主人、制作人。当时金文的字形因去甲骨文不远，故字形近似。金文盛行于两周。金文字体整齐遒丽，古朴厚重，从总的情况看，它比商代甲骨文进一步稳定、规范、简化和符号化了；若与以后的小篆比，则结构仍未定型，部分字的笔画增减、结构的安排仍有某种随意性。特别是周初金文因承袭商代文字，还保留了一些甲骨文原始性、图画性更强的形态。但金文字体结构疏密相间，比甲骨文方正整齐，笔画分布均匀对称，笔道比甲骨文粗，字的体势较甲骨文雍容厚重。
《大盂鼎》铭可谓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。铭文属西周早期金文，书法何以为世人所瞩目。以往一般认为其庄重雄伟、雍容大度、气象宏伟。或说用笔涩重，势沉力雄，浑穆中有凛凛生气。但细细品味仔细审视。透过这质朴生拙、苍茫浑厚的笔画，可联想到当年书作制鼎者的严谨和精细:无论是点画的排列分布、线条的粗细变化，还是字的上下承接、横排竖列，都是那样法度森严、中规入矩，自然天成而又意态纵横。《大盂鼎》在用笔方面的特点，更多的则是承袭和沿用了殷代甲骨文的笔法之迹。笔画的长、短、大、小略无一定，顺其自然，从而显得精神爽朗、古趣横生。若我们对整幅作品细细玩味，则有可能同时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感受:既有疏疏落落、极为错综的自由，又有密密层层、严整肃穆的威严。这在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铭文中是极其少见的。笔画干净利落，直线则刚挺劲健，顺其自然，犹若天成，曲线则刚柔相济，悠长而流贯，在点画之间平添了一种运动的美感。时而出现的“肥笔”装饰，具有强烈的效果，这正是早期金文的重要特征之一。
在字的结体上，均衡自然布局和排列，不张扬，不求填密，而自然疏阔。字型以的笔画的多寡而自然变化:笔画多者其结体大而不拥挤;笔画少者任其体小而不使其松散，取得了恬淡平和、静仪肃穆、神态安然的艺术效果。
在章法布局方面，字的大小变化纵横交错，相互揖让俯仰，行气和谐，节律从容;再加上不时伴有装饰的“肥笔”在字里行间加以点缀，显得井然有序而又神气活现，从而产生出一种极其理性的、有条不紊又参差错落、活泼可爱的艺术效果。通观全篇，使人产生一种高古质朴、苍茫悠远的自然美感，同时又体现出了人们所向往的那种极具艺术感染力的韵味，即那种远古神态和风韵。
现代金文书家黄宾虹临作简介
嘉德2014年春拍征集到的有件黄宾虹先生临大《盂鼎铭》长卷，为我们了解《大盂鼎》铭文和黄宾虹的篆书成就以及学术修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。此卷是黄宾虹为陈柱所书。从这卷黄宾虹临大盂鼎铭文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其线条看似轻松，实则紧致严整，大盂鼎铭的肥笔和起收笔之多变，在临本中均有很好的表现。其用笔毫不做作，涩而能留，流而不滑，如此长卷，在用笔上前后一致，无一懈怠，真是难能，此所谓“百炼钢成绕指柔”，与其山水、花鸟画的用笔如出一辙。这种线条，若非日久功深，难以如此老道。而且他在结字上，也非常注意将用笔的使转和笔画的搭接相结合，其笔画在实处，而其意在虚处，其所营造出来的空间构成，是很多人所不能想和不敢想象的。黄宾虹之所以选择临习大盂鼎铭，一方面有他深厚的金石学背景，另一方面，也与他对美学的深入理解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