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府内宅轶事——我的父亲衍圣公孔令贻
作品鉴赏 2022-01-19168未知admin
本文转自孔子后裔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之胞姐孔德懋女士回忆录《孔府内宅轶事》，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
我的父亲孔令贻，字燕庭，是七十六代衍圣公，从五岁世袭公爵。一九一九年我两岁时，他去世了。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，我是从周围人们的不断叙述中了解父亲的。父亲在世时，小弟德成还没有出生，只有我和大姐两个女儿，我从父亲遗留下来的写给别人的信找到多次提到我，知道他是十分疼爱我的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很爱看一张照片，那是父亲和我的合影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微笑着双手把我举在膝头，我常常按照这张照片上的形象来想象父亲曾经怎样爱抚过我。在有了小弟孔德成以后，时常听到人们说他长得如何像“老公爷”，在我脑子里，父亲的形象似乎就鲜明了：高大魁梧的身材，白净的面孔，温和的眼睛。我觉得脑际的父亲的形象要比客厅里挂的那张他的照片真实而亲切。
衍圣公孔令贻
父亲年轻时曾在曲阜古泮池孔府行宫办乡塾，又和颜，孟、曾的后裔建立了“四氏师范学堂”，亲任学堂总理（校长）。后来父亲奉清政府命稽查山东学务。
光绪年间曾四次派官员来曲阜祭孔，父亲也因祝寿和谢恩四次进京，多次受到赏赐的御书、御笔、福寿字、四库全书、艳都衣料等，慈禧赏赐花眼花翎顶戴。光绪十五年奉谕翰林院侍讲。清帝为我的祖母彭夫人建碑，在父亲的前妻孙氏去世时派官御祭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慈禧过六十岁生日，父亲携妻陶氏随我的祖母彭夫人进京祝寿。我的祖母和陶氏各向慈禧进贡早膳一席并雇戏班在皇宫唱了三天戏。慈禧亲自召见，赐宴赏字画等。
辛亥革命后，据说地方曾推举他为国会议员，他辞绝了。在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，组织“筹安会”时，曾推选父亲为“名誉理事”，并组织过教育界请愿团出任理事长，代表教育界劝袁称帝。一九一五年袁称帝后授予他“一级大级宝光嘉禾章”，年俸两千元，以后又加“郡王”衔。执事官四十人，每人年俸一千二百元，祭器、乐器修理费每年二千元，林庙奉卫职每年四千元。洪宪帝制失败后，孔教会仍继续活动，保皇党康有为任会长，康曾多次来曲阜活动，他和我父亲很熟悉；康提出“孔教为中国之基础”，“请定孔教为国教”。我父亲孔令贻发出“请定孔教为国教”的通电，提出“孔教以人情为道，难须臾离，中国数千年政化风信，以孔教为命，国体虽更，人道不异，若弃其教，是自绝其命。”
北洋军阀中的定武将军张勋，一向尊孔崇儒，清王室被推翻后他一直不肯剪辫子，故有“辫帅”之称。我父亲和他关系密切，结为异姓兄弟。张勋驻兖州时，派重兵守卫孔林、孔庙、孔府，据说我父亲曾打算在曲阜建张勋生祠。地点已选好，在滋阳旧县署。济宁、巨野、郓城、嘉祥、东平、邹县、滕县、临沂、峄县、滋阳等地代表也已开会研究，并绘好了工程图，后来张勋复辟失败。
一九一九年父亲曾到北京觐见废帝溥仪，溥仪赏他紫禁城骑马。同年在北京病逝。
父亲一生酷爱书法，在孔府里多处悬挂着父亲的手迹，至今曲阜仍有复制拓片并在文物商店出售。他也喜爱画画，尤善画梅花，我曾收藏了几幅，可惜后来在动乱中遗失了。
父亲先后有四个妻子。前妻孙氏病死；纳妾丰氏，不生育，又续娶陶氏，生一子，三岁灭亡，以后不育；最后收王氏为侧室，生两女一子，就是大姐孔德齐、我和小弟孔德成。在母亲怀孕五个月、小弟德成还没出生时父亲去世了，他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二十多天，是非常突然的。二十多天前还在家里写信提到以后的打算，二十多天以后就病逝在北京了。
我从父亲遗留下的书信里知道了父亲临终前几天的经过：最初是陶氏带着四岁的大姐去北京看望陶外公的病，来信说病情好转，父亲也很高兴，回信又劝慰一番，还打算待府务稍闲及岳父康复后，去北京玩玩。但事过两天忽接电报谓岳父病逝，于是匆匆赶去吊唁。刚到北京的第二天，忽然生了背疽，立即请医治疗，不见成效，反而日益沉重，于十一月八日在孔府设于北京的官邸太仆寺街圣公府逝世。
父亲在病危时，想到身故后世职承袭及家事料理，由他口述，别人代书给大总统及逊帝各一遗呈。给大总统遗呈全文如下:
呈为令贻病危伏枕哀鸣，谨口述遗呈，仰祈钧鉴事：窃令东鲁愚庸，毫无知识，于前清光绪二年，承袭斯职。复于民国成立，蒙前大总统袁明令，仍以孔令赔为衍圣公。
八年以来屡承历任总统厚赐栽培，俯仰寸衷，饱无报称。乃于十月四日因令胎岳交陶式黎之丧来京吊唱。忽生背疸，赶即延医调治，不幸效验毫无，日来愈见沉重，恐致不起。
查圣典例第一条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，均仍其旧。其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，报经地方行政长官，呈由内务部核请承袭，等语。令胎年近五旬，尚无子嗣。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，现已五月有余。倘可生男，自当嗣为行圣公，以符定例。如或生女，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，以重宗祀。但令始病已至此，恐不能待。前因林庙事重，曾经内务部规定奉卫官，以资助理，由令贻遴选。
现已专咨省长，以前清分发河南大排知县孔广达，转请部委。惟此就近期间，林庙祀典应以奉卫官孔广达恭代。俟令贻子嗣成立时，再行交卸事。至家事一切。应由令贻嫡堂兄孔令誉料理。伏乞恩准，明令施行，俾林庙事宜，庶无陨越，则不第令贻九原感戴，即阁族亦同荷恩施矣！
谨呈大总统
衍圣公孔令贻
病危时给逊帝溥仪的奏折如下：
奏为君恩未报，臣病垂危，伏枕哀鸣，仰祈圣鉴事：窃臣东鲁愚庸，愧无知识，于光绪二年承袭世爵，屡岁仰叨恩眷，渥蒙宠锡，下怀钦感，莫可名言。本年正月，恭逢圣诞。
曾随班祝嘏，喜近天颜，复蒙赏赐紫禁城骑马，感返殊遇之荣，弥切消埃之报。十月四日，臣岳父前直隶道员臣陶式婆之丧，遵礼来吊，抵京后正思展觐慈颜，仰聆圣训。证料次日背疽骤发，赶即延医调治，效验毫无。日来愈见沉重，恐致不起。伏念臣年近五旬，尚无于嗣。
幸侧室王氏现已有娠，倘获生男，自当承袭世爵。惟臣世受国恩，初无报称，五中摧裂、瞻恋弥殷。伏愿圣德日隆，勤求学问。将来正教辅翊，祀典攸崇，叨庇鸿慈，正未有艾。则臣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所有感恋微忱，谨口授遗折具陈，伏乞皇上圣鉴！
奏臣衍圣公孔令贻
父亲去世后由他的当差赵庆具名呈报大总统及内务部备案。那时候，这样贴身当差，如同京剧中的老家人一样，是可以出头料理许多事情的。
赵庆并星夜赶回曲阜报丧，陶氏则留在北京等待随灵柩一起回乡。这时陶氏的九弟陶勋正在孔府，自从陶氏结婚后就独揽孔府一切大权，孔府府务多由陶勋经手操办。陶勋在济南当个什么官，和张勋关系很好，与山东省政府来往也密切，经常住在孔府。父亲刚死，在赵庆回曲阜前，陶氏已连续发出两封密电，要陶勋控制局面，陶勋按照其姊意图，将孔府所有重要物件加封加锁，孔府内外密密层层设派军岗，并将本家中一位有威望的远房叔叔接到孔府前上房，让他看守一切。父亲逝世消息传来，孔府及本家中引起一片惊慌，为衍圣公突然去世及子嗣问题议论纷纷，但这时陶勋已经布置妥当，孔府到处都严加警戒了。陶勋给陶氏的密信中说“府事弟已连日内外密布”，要陶氏有什么吩咐“密示于弟”，“弟必竭死力以效劳”。父亲遗嘱要嫡堂兄孔令誉（式如）暂时料理府事，但陶勋对孔式如是不信任的，恐怕他有夺权野心，在孔式如去京料理棺枢回乡事时，陶勋给陶氏密信说：“不知式如……藏有私心否？务乞五姊时多留心，勿受其欺。”还说：“弟已……从中暗探消息。”为了控制住局面，稳定人心，陶还准备找张勋，让他转求总统下令有关公爵世袭问题暂不考虑，待王氏分娩再定。但后来这道令并没有下达，不知是陶又改变主意还是另有其他原因。
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准备灵柩回籍，国务总理渐云鹏签署下达了大总统指令，从优议恤，给予三千银元治丧费。大总统并派王达致祭，回曲阜后营葬时又派陆荣棨致祭，灵柩回籍时所用火车，用花车一辆，随从及行李用头等和三等车各一辆，并且通知沿途各地，灵柩所经之处，地方官员亲往迎送，妥为照料，要求表现出“优礼圣裔之至意”。父亲的殡葬是隆重而奢华的。棺材是专程从福建运来的，里面四独木紫杉内棺，外面大柏木殊红外，棺材里要铺金盖银，还要放许多殉葬珍宝。棺材外是“五龙捧圣”，就是在硃红棺材上，四周围及上面共描着五条金龙。出殡时上面还要盖上“龙头凤尾”的大红绸子“棺罩”。遗体大殓后本家们送完纸，就要闭丧了。在孔府前上房院内搭起四周蓝玻璃、中间白布顶的灵棚，棺材前摆着许多桌的各种“明器”、“社火”、遮着“明经”。棺材停放在灵棚内一年多然后才发丧。发丧时专程从北京雇来六十四名杠手，演习了一个多月，六十四人抬起棺材来走路，棺材上放一满碗水，滴水不洒。棺材上站着一个人监视着。为了走起路来平稳，从孔府到孔林墓地的路面都重新修整，还拆除了有阻碍的建筑。
父亲出殡时，我三、四岁，记忆中只是朦朦胧胧一片白，别的什么都不记得，多少年以后，本家长辈们还常常谈起，因为那是曲阜的一件大事，说曲阜城外百十里的人都赶来看，当时正值冬天，又下着大雪，远道来的人露宿街头等待第二天看出殡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。他们这样不辞辛劳，不畏严寒，不单是为了看热闹，还有一种迷信说法起作用，父亲在世时，每次外出，围观者也甚多，说是谁能看见衍圣公，一辈子不害眼。现在虽不能看到他本人。亲眼看看棺材也是好的，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。
那天下大雪，人们又议论说老天爷也在给公爷穿孝，送殡的人又多，到处都是一片白，从孔府大门一直排到孔林墓地，至少有五、六里长，队伍最前边是“开路鬼”、全套执事，仪仗、旗伞、鼓乐、旌幡、马仗、纸人纸马、还有夜役、刽子手、方弼、方相、恩赐亭、用玩亭、祭案亭等。棺材左右各有十六个小孩拉纤，叫“挽歌郎”，手端烛台，用绸子与板头相连。此外棺材周围还有用子糊成的铁拐李、何仙姑、韩湘子等“八仙过海”中的八个仙子。
棺材后面是孝主，孝主四围用白布象帐子一样围起来，德成刚一岁，不能当孝主，由贴身当差屠世贵代替，送殡时也没让德成去，怕吓着他，只是在“请棺”时抱着他在旁边站站。我和大姐都去送殡了，我们坐在轿车里，坐轿车送殡的女眷也很多，光在门前上车就上了四个小时。
送殡时还有一种特别的仪式，要有点主官点主和辞土官辞土。点主比较简单，在牌位上点一点，算是有了灵了。辞土官则很有趣，在送殡行列到达墓地前，他先带着两个排的奉卫丁，荷枪实弹，全副武装，骑着马到墓地去和那里的“鬼怪”们“打仗”，把“鬼怪”们赶跑了或消灭了，以便使灵柩安静地下葬，不致受到“鬼怪”们骚扰，据说如果镇压不住“鬼怪”，辞土官被打败了，就要招来许多灾难以致丧生，所以认为担任这职务是很危险的，不但要有地位，还要身体素质好，会打仗才行。
我父亲下葬时担任辞土官的是兖州镇守使，主家对辞土官特别优礼相待，重金酬谢。按规定，十二府办丧事都应有辞土官，后来因经济衰败，除了孔府，别的府也就不用了。我父亲出丧那天，孔府里摆了酒席一千多桌，整个丧事花费银洋一万一千一百多元，钱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多吊。在发丧时，清废帝溥仪也下了谕旨，赏治丧银五百元，派官员前来致祭，祭文由皇帝的书房，也就是皇宫的南书房撰拟。
后来在我的父母合葬时，也是由南书房行走、清朝著名的历史学家柯劭忞写的墓志铭。而这位柯劭惑就是我未来的公爹，不过那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。现在把话说回来，父亲死后还剩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在怀孕的母亲王氏。母亲腹内胎儿是男是女关系到公爵子嗣大事，也关系到陶氏能否继续独揽孔府大权的切身利益。
为了防止母亲发生意外，陶勋指派专人看管，母亲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之下。陶勋又在内宅后院单设小厨房，派去他的两名心腹专为母亲做饭，三令五申明确规定除这两人送去的饭菜外，任何食物不得入口。陶勋还时时提防着有人花钱买通厨房。陶氏姊弟在我母亲身上真是动了不少脑筋。而我母亲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陶氏姊弟手中了。
我的父亲孔令贻，字燕庭，是七十六代衍圣公，从五岁世袭公爵。一九一九年我两岁时，他去世了。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，我是从周围人们的不断叙述中了解父亲的。父亲在世时，小弟德成还没有出生，只有我和大姐两个女儿，我从父亲遗留下来的写给别人的信找到多次提到我，知道他是十分疼爱我的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很爱看一张照片，那是父亲和我的合影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微笑着双手把我举在膝头，我常常按照这张照片上的形象来想象父亲曾经怎样爱抚过我。在有了小弟孔德成以后，时常听到人们说他长得如何像“老公爷”，在我脑子里，父亲的形象似乎就鲜明了：高大魁梧的身材，白净的面孔，温和的眼睛。我觉得脑际的父亲的形象要比客厅里挂的那张他的照片真实而亲切。
衍圣公孔令贻
父亲年轻时曾在曲阜古泮池孔府行宫办乡塾，又和颜，孟、曾的后裔建立了“四氏师范学堂”，亲任学堂总理（校长）。后来父亲奉清政府命稽查山东学务。
光绪年间曾四次派官员来曲阜祭孔，父亲也因祝寿和谢恩四次进京，多次受到赏赐的御书、御笔、福寿字、四库全书、艳都衣料等，慈禧赏赐花眼花翎顶戴。光绪十五年奉谕翰林院侍讲。清帝为我的祖母彭夫人建碑，在父亲的前妻孙氏去世时派官御祭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慈禧过六十岁生日，父亲携妻陶氏随我的祖母彭夫人进京祝寿。我的祖母和陶氏各向慈禧进贡早膳一席并雇戏班在皇宫唱了三天戏。慈禧亲自召见，赐宴赏字画等。
辛亥革命后，据说地方曾推举他为国会议员，他辞绝了。在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，组织“筹安会”时，曾推选父亲为“名誉理事”，并组织过教育界请愿团出任理事长，代表教育界劝袁称帝。一九一五年袁称帝后授予他“一级大级宝光嘉禾章”，年俸两千元，以后又加“郡王”衔。执事官四十人，每人年俸一千二百元，祭器、乐器修理费每年二千元，林庙奉卫职每年四千元。洪宪帝制失败后，孔教会仍继续活动，保皇党康有为任会长，康曾多次来曲阜活动，他和我父亲很熟悉；康提出“孔教为中国之基础”，“请定孔教为国教”。我父亲孔令贻发出“请定孔教为国教”的通电，提出“孔教以人情为道，难须臾离，中国数千年政化风信，以孔教为命，国体虽更，人道不异，若弃其教，是自绝其命。”
北洋军阀中的定武将军张勋，一向尊孔崇儒，清王室被推翻后他一直不肯剪辫子，故有“辫帅”之称。我父亲和他关系密切，结为异姓兄弟。张勋驻兖州时，派重兵守卫孔林、孔庙、孔府，据说我父亲曾打算在曲阜建张勋生祠。地点已选好，在滋阳旧县署。济宁、巨野、郓城、嘉祥、东平、邹县、滕县、临沂、峄县、滋阳等地代表也已开会研究，并绘好了工程图，后来张勋复辟失败。
一九一九年父亲曾到北京觐见废帝溥仪，溥仪赏他紫禁城骑马。同年在北京病逝。
父亲一生酷爱书法，在孔府里多处悬挂着父亲的手迹，至今曲阜仍有复制拓片并在文物商店出售。他也喜爱画画，尤善画梅花，我曾收藏了几幅，可惜后来在动乱中遗失了。
父亲先后有四个妻子。前妻孙氏病死；纳妾丰氏，不生育，又续娶陶氏，生一子，三岁灭亡，以后不育；最后收王氏为侧室，生两女一子，就是大姐孔德齐、我和小弟孔德成。在母亲怀孕五个月、小弟德成还没出生时父亲去世了，他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二十多天，是非常突然的。二十多天前还在家里写信提到以后的打算，二十多天以后就病逝在北京了。
我从父亲遗留下的书信里知道了父亲临终前几天的经过：最初是陶氏带着四岁的大姐去北京看望陶外公的病，来信说病情好转，父亲也很高兴，回信又劝慰一番，还打算待府务稍闲及岳父康复后，去北京玩玩。但事过两天忽接电报谓岳父病逝，于是匆匆赶去吊唁。刚到北京的第二天，忽然生了背疽，立即请医治疗，不见成效，反而日益沉重，于十一月八日在孔府设于北京的官邸太仆寺街圣公府逝世。
父亲在病危时，想到身故后世职承袭及家事料理，由他口述，别人代书给大总统及逊帝各一遗呈。给大总统遗呈全文如下:
呈为令贻病危伏枕哀鸣，谨口述遗呈，仰祈钧鉴事：窃令东鲁愚庸，毫无知识，于前清光绪二年，承袭斯职。复于民国成立，蒙前大总统袁明令，仍以孔令赔为衍圣公。
八年以来屡承历任总统厚赐栽培，俯仰寸衷，饱无报称。乃于十月四日因令胎岳交陶式黎之丧来京吊唱。忽生背疸，赶即延医调治，不幸效验毫无，日来愈见沉重，恐致不起。
查圣典例第一条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，均仍其旧。其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，报经地方行政长官，呈由内务部核请承袭，等语。令胎年近五旬，尚无子嗣。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，现已五月有余。倘可生男，自当嗣为行圣公，以符定例。如或生女，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，以重宗祀。但令始病已至此，恐不能待。前因林庙事重，曾经内务部规定奉卫官，以资助理，由令贻遴选。
现已专咨省长，以前清分发河南大排知县孔广达，转请部委。惟此就近期间，林庙祀典应以奉卫官孔广达恭代。俟令贻子嗣成立时，再行交卸事。至家事一切。应由令贻嫡堂兄孔令誉料理。伏乞恩准，明令施行，俾林庙事宜，庶无陨越，则不第令贻九原感戴，即阁族亦同荷恩施矣！
谨呈大总统
衍圣公孔令贻
病危时给逊帝溥仪的奏折如下：
奏为君恩未报，臣病垂危，伏枕哀鸣，仰祈圣鉴事：窃臣东鲁愚庸，愧无知识，于光绪二年承袭世爵，屡岁仰叨恩眷，渥蒙宠锡，下怀钦感，莫可名言。本年正月，恭逢圣诞。
曾随班祝嘏，喜近天颜，复蒙赏赐紫禁城骑马，感返殊遇之荣，弥切消埃之报。十月四日，臣岳父前直隶道员臣陶式婆之丧，遵礼来吊，抵京后正思展觐慈颜，仰聆圣训。证料次日背疽骤发，赶即延医调治，效验毫无。日来愈见沉重，恐致不起。伏念臣年近五旬，尚无于嗣。
幸侧室王氏现已有娠，倘获生男，自当承袭世爵。惟臣世受国恩，初无报称，五中摧裂、瞻恋弥殷。伏愿圣德日隆，勤求学问。将来正教辅翊，祀典攸崇，叨庇鸿慈，正未有艾。则臣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所有感恋微忱，谨口授遗折具陈，伏乞皇上圣鉴！
奏臣衍圣公孔令贻
父亲去世后由他的当差赵庆具名呈报大总统及内务部备案。那时候，这样贴身当差，如同京剧中的老家人一样，是可以出头料理许多事情的。
赵庆并星夜赶回曲阜报丧，陶氏则留在北京等待随灵柩一起回乡。这时陶氏的九弟陶勋正在孔府，自从陶氏结婚后就独揽孔府一切大权，孔府府务多由陶勋经手操办。陶勋在济南当个什么官，和张勋关系很好，与山东省政府来往也密切，经常住在孔府。父亲刚死，在赵庆回曲阜前，陶氏已连续发出两封密电，要陶勋控制局面，陶勋按照其姊意图，将孔府所有重要物件加封加锁，孔府内外密密层层设派军岗，并将本家中一位有威望的远房叔叔接到孔府前上房，让他看守一切。父亲逝世消息传来，孔府及本家中引起一片惊慌，为衍圣公突然去世及子嗣问题议论纷纷，但这时陶勋已经布置妥当，孔府到处都严加警戒了。陶勋给陶氏的密信中说“府事弟已连日内外密布”，要陶氏有什么吩咐“密示于弟”，“弟必竭死力以效劳”。父亲遗嘱要嫡堂兄孔令誉（式如）暂时料理府事，但陶勋对孔式如是不信任的，恐怕他有夺权野心，在孔式如去京料理棺枢回乡事时，陶勋给陶氏密信说：“不知式如……藏有私心否？务乞五姊时多留心，勿受其欺。”还说：“弟已……从中暗探消息。”为了控制住局面，稳定人心，陶还准备找张勋，让他转求总统下令有关公爵世袭问题暂不考虑，待王氏分娩再定。但后来这道令并没有下达，不知是陶又改变主意还是另有其他原因。
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准备灵柩回籍，国务总理渐云鹏签署下达了大总统指令，从优议恤，给予三千银元治丧费。大总统并派王达致祭，回曲阜后营葬时又派陆荣棨致祭，灵柩回籍时所用火车，用花车一辆，随从及行李用头等和三等车各一辆，并且通知沿途各地，灵柩所经之处，地方官员亲往迎送，妥为照料，要求表现出“优礼圣裔之至意”。父亲的殡葬是隆重而奢华的。棺材是专程从福建运来的，里面四独木紫杉内棺，外面大柏木殊红外，棺材里要铺金盖银，还要放许多殉葬珍宝。棺材外是“五龙捧圣”，就是在硃红棺材上，四周围及上面共描着五条金龙。出殡时上面还要盖上“龙头凤尾”的大红绸子“棺罩”。遗体大殓后本家们送完纸，就要闭丧了。在孔府前上房院内搭起四周蓝玻璃、中间白布顶的灵棚，棺材前摆着许多桌的各种“明器”、“社火”、遮着“明经”。棺材停放在灵棚内一年多然后才发丧。发丧时专程从北京雇来六十四名杠手，演习了一个多月，六十四人抬起棺材来走路，棺材上放一满碗水，滴水不洒。棺材上站着一个人监视着。为了走起路来平稳，从孔府到孔林墓地的路面都重新修整，还拆除了有阻碍的建筑。
父亲出殡时，我三、四岁，记忆中只是朦朦胧胧一片白，别的什么都不记得，多少年以后，本家长辈们还常常谈起，因为那是曲阜的一件大事，说曲阜城外百十里的人都赶来看，当时正值冬天，又下着大雪，远道来的人露宿街头等待第二天看出殡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。他们这样不辞辛劳，不畏严寒，不单是为了看热闹，还有一种迷信说法起作用，父亲在世时，每次外出，围观者也甚多，说是谁能看见衍圣公，一辈子不害眼。现在虽不能看到他本人。亲眼看看棺材也是好的，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。
那天下大雪，人们又议论说老天爷也在给公爷穿孝，送殡的人又多，到处都是一片白，从孔府大门一直排到孔林墓地，至少有五、六里长，队伍最前边是“开路鬼”、全套执事，仪仗、旗伞、鼓乐、旌幡、马仗、纸人纸马、还有夜役、刽子手、方弼、方相、恩赐亭、用玩亭、祭案亭等。棺材左右各有十六个小孩拉纤，叫“挽歌郎”，手端烛台，用绸子与板头相连。此外棺材周围还有用子糊成的铁拐李、何仙姑、韩湘子等“八仙过海”中的八个仙子。
棺材后面是孝主，孝主四围用白布象帐子一样围起来，德成刚一岁，不能当孝主，由贴身当差屠世贵代替，送殡时也没让德成去，怕吓着他，只是在“请棺”时抱着他在旁边站站。我和大姐都去送殡了，我们坐在轿车里，坐轿车送殡的女眷也很多，光在门前上车就上了四个小时。
送殡时还有一种特别的仪式，要有点主官点主和辞土官辞土。点主比较简单，在牌位上点一点，算是有了灵了。辞土官则很有趣，在送殡行列到达墓地前，他先带着两个排的奉卫丁，荷枪实弹，全副武装，骑着马到墓地去和那里的“鬼怪”们“打仗”，把“鬼怪”们赶跑了或消灭了，以便使灵柩安静地下葬，不致受到“鬼怪”们骚扰，据说如果镇压不住“鬼怪”，辞土官被打败了，就要招来许多灾难以致丧生，所以认为担任这职务是很危险的，不但要有地位，还要身体素质好，会打仗才行。
我父亲下葬时担任辞土官的是兖州镇守使，主家对辞土官特别优礼相待，重金酬谢。按规定，十二府办丧事都应有辞土官，后来因经济衰败，除了孔府，别的府也就不用了。我父亲出丧那天，孔府里摆了酒席一千多桌，整个丧事花费银洋一万一千一百多元，钱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多吊。在发丧时，清废帝溥仪也下了谕旨，赏治丧银五百元，派官员前来致祭，祭文由皇帝的书房，也就是皇宫的南书房撰拟。
后来在我的父母合葬时，也是由南书房行走、清朝著名的历史学家柯劭忞写的墓志铭。而这位柯劭惑就是我未来的公爹，不过那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。现在把话说回来，父亲死后还剩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在怀孕的母亲王氏。母亲腹内胎儿是男是女关系到公爵子嗣大事，也关系到陶氏能否继续独揽孔府大权的切身利益。
为了防止母亲发生意外，陶勋指派专人看管，母亲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之下。陶勋又在内宅后院单设小厨房，派去他的两名心腹专为母亲做饭，三令五申明确规定除这两人送去的饭菜外，任何食物不得入口。陶勋还时时提防着有人花钱买通厨房。陶氏姊弟在我母亲身上真是动了不少脑筋。而我母亲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陶氏姊弟手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