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书法家真的值得称赞，让书法在日本得到很好地传播

在国内，杨守敬即以历史地理学、目录学和金石学的研究著称于时，更是一位知名书家。四十二岁的杨守敬在北京参加会试落第，于是他应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邀请携家赴日。由于行期紧迫，将在北京的全部行李都带到日本，其中包括大批图书和一万多件碑刻拓本随他到来，立即引起部分日本书法家的注意，当时日本著名的书法家和汉诗人日下部鸣鹤(1838——1921)、岩谷一六(1835——1905)、松田雪柯(1823-1881)等人立即相约来拜访了杨守敬。

由于日下部鸣鹤等人既擅书法，又有较深的汉学修养，并以此颇为自负，所以尽管对杨守敬的名声早有所闻，但内心并不以为然，最初的会面带有很大试探摸底的性质。然而通过笔谈交流,杨守敬广博的知识和新颖的观点立即使这三位日本书家大为叹服，尤其是杨氏带来的汉魏六朝碑拓资料,更让日本人眼界大开。其时碑学理论已在中国书坛风靡天下，深人人心，对古代碑版石刻的收集、鉴藏也成为普遍现象。而对日本书法界来说，除了本国的书法传统外，对中国书法的了解还是以明代以前为主，清代的碑学理论及汉魏六朝碑刻书法都是十分陌生的事物。因此，杨守敬的治学方法和见解将日本书家引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，他依靠个人力量收藏的一万多件碑拓，在日本人看来，不仅顿生望洋之感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之事。由此，日本书家对杨守敬尊敬有加，不断来拜访，请教讨论书法问题，同时借观或购买碑帖拓片资料。这种交往一直保持到杨守敬离开日本回国。

杨守敬在日本停留四年，其间他利用各种场合和方式，与日本的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，其中与书法家来往最密切。他通过宣传清代的碑学书法理论，介绍中国古代碑刻书法资料,使日本书法界对中国的金石学和碑派书法发生了极大兴趣。杨守敬去日本时，除碑帖拓本外，还携去一批自己在中国刊印的书法和金石著作，其中包括《楷法溯源》等。到他回国之前，这些书籍及碑帖拓本都已经出售给了日本的书法家和收藏家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《平碑记》《平帖记》稿本也在日本书家中传抄并在稍后被印刷出版。杨守敬的这些活动及影响，促使日本书法家纷纷接受碑学并到中国学习，最终导致日本的书法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，杨守敬也因此而被誉为是“近代日本书道之祖”。

杨守敬在日本赢得巨大声誉和推崇，他于光绪十年(1884)回国后直到民国四年(1915)去世，始终受到日本书法界的关注并保持着密切联系。除书信往来外，日下部鸣鹤的弟子山本竟山(1863——1934)也拜杨守敬为师，常来中国,在杨守敬与日本书家之间传递消息。山本竟山曾将日下部鸣鹤的照片带来中国，请画家为其画了两张画像，然后再请杨守敬和吴昌硕分别在画像上题赞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杨守敬匆忙避居上海，家产尽失，生活窘迫，不得不以出卖所藏碑帖书籍为经济来源。此时，日下部鸣鹤和山本竟山师生二人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立即在日本广泛推荐杨守敬的书法，为杨联系卖字，并负责邮寄、分发及代转润金等具体事项,先后售出作品达七百五十件以上，大大缓解了杨守敬的经济压力。

此外，另有一位来自日本福冈的水野元直到上海，执意要拜杨守敬为师学习书法，杨守敬为其撰写了一本教材，名为《学书迩言》。几个月后，水野元直回国时将此书抄录-本带回日本，随即在日本刊刻印行。在此期间，杨守敬还曾应日本朋友之请，为日下部鸣鹤书丹的两块碑碣题写篆额。1915年杨守敬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后，其弟子山本竟山立即发起组织了追悼活动，除陈列杨氏生前的著作、墨迹及用品外，还举办了介绍杨氏学术成就和书法艺术的讲演，包括日下部鸣鹤、内藤湖南、长尾雨山等人在内的众多日本书法界名流参加了悼念活动，足见其在日本影响之大。

在杨守敬赴日本并传播介绍了碑学书法思想以后，日本书家对清朝书法的兴趣大大增加，纷纷来到中国学习和交流。让日本书坛崇尚北碑、追求雄浑格调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，与中国书法界的交往日益频繁。